这部大尺度新片，重点真是“女权”吗？
自打问鼎金狮以来，电影《可怜的东西》在颁奖季上一路披荆斩棘，不仅在金球奖上成功挑落竞争对手《芭比》（音乐喜剧类最佳影片和最佳女主角），更是一举囊括11项奥斯卡提名（仅次于《奥本海默》的13项）。《可怜的东西》和《芭比》均被视为女性电影，但后者奖项不如前者接下来的奥斯卡影后角逐中，石头姐（艾玛·斯通）的赢面很大，凭借“巨婴”到女性主义者这一不可思议的蜕变，她已先后荣膺美国评论家选择电影奖、英国电影学院奖、金球奖最佳女主角，倘若能够再次斩获奥斯卡影后，她将复制七年前凭借《爱乐之城》完成的壮举。艾玛·斯通在金球奖上而较之评论界不遗余力的表彰，《可怜的东西》在影迷群体里却引发了不小争议。很多人质疑：电影披着女性主义的外衣，却在镜头和情节设计上行“男凝”和“剥削”之实——尤其体现在毫不节制的性爱场景和妓院戏份中。难道：只有通过不停和男性做爱，女性们才能觉醒？这是怎样直男式的无耻意淫！我觉得这种思路，主要来自对影片大尺度画面的误解：马克·鲁弗洛饰演的邓肯和那些奇形怪状的男士，各个身材堪忧、形象猥琐，可他们的床伴却是瞪着一双无辜大眼的美女石头姐，这好比一朵鲜花不停插在一堆牛粪上......加上欧格斯·兰斯莫斯将性爱场面拍的兽性十足、毫无美感，自然会令很多女观众感到被冒犯。我想：倘若跟石头姐床战的不是绿巨人而是高司令，一众妓院嫖客也没有那么丑陋，“剥削”、“伪女权”的指责声或许会不会小一些呢？性事双方形象的不对等引发的恼怒心态（还需考虑到演员的名气和地位：一方是奥斯卡、金球双料影后，另一方的嫖客尽皆无名之辈），使人在解读电影时易陷入两个方向：一是以现实逻辑去套这部完全被架空的非现实电影，二是基于成见而引发过度的脑补。对贝拉主动卖淫的指责，就是套用现实逻辑。我当然同意妓女是被剥削的存在，卖淫是对女性系统性的社会压迫而不能是个人简单的自主选择。但当我们就此情节发出质疑时，已经脱离了具体电影：贝拉从设定上就不是一个正常女性，她未经社会化洗礼，又怎能从社会的“高度”权衡卖淫利弊？何况《可怜的东西》就不是一个基于真实社会的故事，而是幻想一段历史上的“平行时空”。贝拉选择卖淫亦出自经济利益的考量，邓肯抢光了“上帝”留给她的钱，她要如何独自在巴黎生存？女性主义也强调经济独立对女性独立的重要性——所以，妓院戏并不能被简单地视为“反女权”。只能说它的呈现方式有欠妥当。而“过度脑补”则体现在对大量性爱场面的耿耿于怀。其实性爱并非贝拉探寻自我的旅程中的唯一启发，相反却是最不重要的一环。因此，并不能说“整个电影基于女主从插入式XX获得快感这件事”（某瓣高赞短评）——这完全是误解。我们不妨仔细捋一下这里面的因果关系：贝拉初尝性快感，靠的是男人么？不，她是靠自己——也就是无意中发现了自渎的妙处。贝拉是率先发现了性，之后才“发现”了男人。所以，并不是男人“启发”了贝拉性的快乐。而且从男人身上，贝拉更多感受到的是不快：邓肯无法满足自己，而妓院众生更令她滑向自己所谓的“轻蔑愤怒”。这种不快在贝拉与邓肯大战过后发出的灵魂拷问中表露无疑：邓肯：男人无法做个不停。贝拉：这是生理问题吗？男人的弱点？邓肯：嗯......或许吧。这段话讽刺地揭示了男人的虚弱。不管他们嘴上吹嘘自己多厉害，却无法满足女性的欲望——特别当这种欲望是没有羞耻心的、未经社会驯化的原始欲望。在这种欲望面前，男人们往往望而却步或者缴械投降。因为男性惯于以欲望主体自居，当他们发现女性居然能够“反客为主”时，就会感到尴尬和恐慌。男性对自身的欲望从来都毫不收敛，却以“合不合礼”来压制女性的欲望。只有那个黑人小哥直言不讳地说出：“有礼的社会，会毁了你（女人）”——欲望的双方并不平等，贝拉却要求平等。这才是对贝拉“性欲过剩”的正解。男性对女性欲望的规训话说到这，你大概可以原谅影片中的那些性爱场景为什么如此激烈肮脏了：这纯粹是以男性为主导的兽欲发泄，一点都不平等——明明对方只能疲软地来三下，还要被“教育”说违心话“棒极了”。兰斯莫斯正是希望这些“不公平”的场景令你感到反胃，生怕你产生看A片时的“代入感”。相反，在拍摄贝拉自渎场景时，兰斯莫斯就没有暴露什么身体部位，他一直将镜头对准石头姐的脸，直抵高潮。似乎是想表达：想获得真正的快乐，还不如“自给自足”。想想看：是不是这么个理？所以我才会说：影片中的肉搏戏虽多，却不重要。再举一个交媾不重要的证明：“性欲过剩”的贝拉，其自身却是“单性生殖”的产物。维多利亚能变成贝拉只因“上帝”给她换了脑子——这是理智“分娩”的结果而与下半身无关。这一脑子本来就蕴藏在母体中，“既是母亲也是女儿”，而更绝的设定是：创造贝拉的“上帝”还是个性无能者......没有性能力的“上帝”依靠科技和自身的理性来造人，而“繁衍”人的器官居然是大脑——理性和知识的缘起。在这一反人类的设定中，我们可以看出：兰斯莫斯相信性是原罪，“更高级的人”应该有更高级的诞生方式，这流露出他对人性和人类社会的绝望......所谓的“上帝”或者说兰斯莫斯自己，大概对人生是持以这种态度：人或许不该出生，但既然已经存在，死也没必要。所以“上帝”会拯救自杀身亡的不幸女人，但又对自己的选择充满纠结：我对她的人生一无所知，只知道她痛恨人生到选择放弃甚至永不回头。如果她从空虚的永恒中被拖回来......我凭什么决定她的命运呢？但我本身也有一项认知，我的研究已进展到这一刻，命运赐给我一具死尸以及一个活体婴儿......这番拧巴矛盾的内心剖白说明：“上帝”不认为自己“换脑续命”的行为一定是对的。而是既然摊上了这样的命运，只能被迫承受......以下两部电影，便有助于我们理解《可怜的东西》真正想表达些什么。第一部是赫尔佐格的《卡斯帕尔·豪泽尔之谜》，男主角说过一句话：“来到这个世上对我来说是个可怕的堕落”。1974《卡斯帕尔·豪泽尔之谜》与贝拉相似，卡斯帕尔·豪泽尔一开始也被“父亲”锁在房间里与世隔绝。两个人的大脑也都不“正常”。不同的是：作为与社会格格不入的局外人，贝拉凭借着好奇心、主动大胆地闯入文明社会并向其发起挑战，最终赢得了自由，找到了自我；而卡斯帕尔则是被动地被抛入人类社会，最终被文明世界放逐和绞杀。《卡斯帕尔·豪泽尔之谜》另一部电影是大卫·林奇导演的《象人》，该片同样涉及社会的边缘人（畸形）、医生、精神病院等元素。林奇同样批判了“文明人”的虚伪与残酷。和《可怜的东西》一样，纵观全片，里面最像人的，反而是那个最“不正常的人”。1980《象人》说到这，《可怜的东西》这一片名的真正含义便呼之欲出。谁可怜呢？表面上看，是身不由己的贝拉可怜。“上帝”说她可怜，就连她自己也认为自己可怜。可如果兰斯莫斯是这个意思的话，那片名就该叫《Poor Thing》而不是《Poor Things》。而“Things”是“thing”的复数。这便一语道破天机：可怜的何止贝拉一个。同样被父亲掌控、身残志坚的“上帝”可怜；被人群排挤、视作异端的助手马克斯可怜；自大、暴躁又脆弱不堪的邓肯也很可怜......妓院那群拥有各种古怪性癖、连自身欲望都难以排遣的家伙，更可怜。更不消说，贫民区里那些像狗一样被暴尸户外、无人问津的可怜的死婴了。可怜的东西：可怜的人类。在兰斯莫斯看来，所谓“人类社会”不过是冷漠、虚伪又残酷的“文明人”彼此逢场作戏的一出“大戏”。每个人都对周遭的真实和真相熟视无睹、对谎言和不公习以为常，活在这样的世上，才是最可怜的。船员私吞贝拉对穷人的捐款贝拉在邮轮上邂逅的黑人小哥哈利，便凝聚了影片对人类文明的批判。哈利指给贝拉看贫民窟的死婴，不光囿于阶层批判，而是指出：貌似和谐有序的社会本质，是弱肉强食的吃人盛宴。你看弱者很可怜，可“如果双方位置对调”，结果也是一样。哈利被老妇人称作“cynic”，意即愤世嫉俗者。他最大的愤来自：人之异于禽兽者几何？所以他坚信理性无用、坚信知识无用，“我们这个物种没救了”、“哲学只是人们想逃避我们都是猛兽的事实”。不止哈利一人这么想，影片很多地方都在暗示人与禽兽的边界并不那么明晰。譬如“上帝”在解剖公开课上就公然宣称：“谁能区分人与禽兽？假如其中有差别的话。”回想尚处在“婴儿”阶段的贝拉，对人想打就打、想摔东西就摔东西，行为与小兽无异。当她第一次看到青蛙，第一反应是“杀了它”（很多人小时候都有过虐待蜻蜓、蝴蝶等小动物的行为）；可随着贝拉对人性和社会的了解与日俱增，再次面对船员虐杀海鸥的行为时，显得若有所思。从杀害青蛙的残忍到面对死婴的潸然泪下，贝拉对生命的态度慢慢发生改变了。她通过自身的经历和实践证明：同理心是需要“培养”的。因为可以“培养”，所以说人性本身也未必有哈利所想的那么残忍。“如果了解这个世界，就能改善这个世界”——也就是说：学习和经验是有用的。逐渐认清社会的贝拉是看透社会的哈利的对立面存在，在她看来：后者爆棚的负能量，不过是“无法承受世间痛苦的伤心小男孩”的逃避之举。他不是她理想中的那种人。那要靠什么方法才能避免来自文明社会的荼毒和同化，成就那个独一无二的“自我”呢？兰斯莫斯给出了他的答案：贝拉光怪陆离的奇幻冒险，高度浓缩了人这一生成长的四个阶段：一、经验哪怕是被禁锢在深宅大院里，贝拉也拥有旺盛的好奇心和求知欲。这点至关重要。不管性、美食、喝酒还是舞蹈，哪怕沦落到妓院，贝拉都是主动出击、主动选择。她绝对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经验主义者。这里需要补充的一点是：“上帝”看起来与邓肯的控制欲颇为相似，总以“外面的世界不安全”为由阻止贝拉去探险，其实并不然。他主要是以科学家的理性预防实验对象出错，在深层价值观层面，“上帝”亦崇尚经验。否则，他也不会向贝拉倾吐如下的心声：他们（编造的贝拉父母）是勇敢的探险家，因为山崩死在南美洲，他们大胆挑战极限，付出代价，人生那样才有意义。有意义的人生一定是勇于实践的人生。因此，当贝拉明确地告知“上帝”再不让自己出去将会恨他的时候，“上帝”便遵从了她的自由意志。大致说来，“上帝”代表了兰斯莫斯心中理想的父母：因自身遭遇过父辈的强迫而尊重子女的主体性，避免了悲剧的延续和轮回。子女并非温室的花朵，以“爱”之名为其打造一个安全屋是行不通的。二、知识和艺术食和性属于本能的范畴，按马斯洛的理论，当生理层面的最低需求得到满足后，更高一级的追求就会出现。影片中显现为知识和艺术。但说实话，不论是聆听楼上女子高歌还是阅读爱默生，贝拉成长中的这一关键“进阶”都刻画得太仓促了。普及一点爱默生的思想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贝拉的转变：爱默生推崇直觉，重视个性和心灵的价值，批判资本主义泛滥成灾的拜金主义——这些思想很契合了贝拉的人物特点和后续作为（捐赠）。三、同理心叔本华曾将人类行为的动机分成三种：希望自己快乐、希望别人痛苦、希望别人快乐。简要地来概括这三种动机，便是利己、恶毒和同情。利己和恶毒都是非道德的，只有同情是真正的道德行为。贝拉看到死去的穷人时流下伤心的泪水，意味着她的“道德自觉”。先前的她，只有利己和恶毒（譬如既享受邓肯带来的刺激又想将他扔进海里）。直至面对众生的苦难，她才将心比心地认识到人之为人的艰辛。这也直接影响到她后来对邓肯的无能表现出宽恕，并主动迈向妓院品尝底层的“人生百态”：不经历一番设身处地的换位思考，同理心便无从建立。然而，就像知识和艺术施加于她的影响一样，贝拉的“道德自觉”也展现得异常突兀和刻意。这三个概念在兰斯莫斯的手里，真就成“概念”了：它们出现的时机无法与前后情节水乳交融，好似为了凸显人物变化而适时强行插入的文字说明和注解，并不构成一般意义上的人物弧光。所以看惯了一般剧情片的观众就难受在这儿：这哪是人物啊？这不是大段说教么......或许我们可以这么想：贝拉就不是个“一般的”人物，她本来是“一张白纸”，歌曲、爱默生或贫穷这类“小事”，给她心灵留下的印记当然比“一般人”要大。正如：你对自己童年的印象会记忆犹新，因为一切都是新奇和放大的。四、历史追问贝拉最后选择“回归”家庭、“报仇”前夫的戏码则可以这么理解：她终于能够直面自己。对自我的反思、历史的反思属于最高级的智性活动，这意味着贝拉真正的脱胎换骨、长大成人。她只想弄清一切的前因后果，明白自己从何处来，才能知晓未来将向何处去。给前夫换羊脑的本意并不是报复，而是自保。她是在继承和践行“上帝”留给她的科学和理性遗产，仅此而已。在对贝拉的冒险旅程仔细梳理过后，我们会发现：《可怜的东西》是通过一个幻想中的完美女性来教你做人。用一具本来最“没人性”的生命体的进化，来反衬“正常”人性的可怜与可鄙。超越世俗污染的、凌驾于文明之上的“理想人性”究竟什么模样才是影片探讨的重心，女权主义尚在其次。所以，“女权-伪女权”的争论，甚至怀疑兰斯莫斯是不是在故意“辱女”实在是跑偏了方向。其实《可怜的东西》并不费解，只是它凭空搭建的那个世界和女主角“超越人性”的人性，让早已习惯现实主义议题的观众不习惯。若非优良的视听与置景，恐怕更多人难以忍受。要我说，它真正的问题在于表达过于生硬甚而浅显。影片的深度包不住它天马行空的设定，而它呈现的“理想人性”也并没有构成一份明确的答案。它提出问题，却无力解决。当然，又有谁能解决“人性”呢？作者| 纪扬；原创| 看电影看到死编辑| 骑屋顶少年；转载请注明出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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